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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西迁运动是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成果

作者:何俊 2022年05月13日 我知道
 近代以来,由于统治者忽视了世界的大趋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被列强入侵,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追求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应对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和人民在血腥战斗的同时,还进行了一场西迁运动,包括政府官员、大学师生、工商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其他阶层。数以千计的中国儿童,无论信仰、党派、老人和年轻人,都将从经济基础良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偏远落后的内陆地区,以延续中华民族复兴的火焰和血液。通过这一全面的战略转移,中国不仅改善了高等教育和民族工业的区域布局,有效地增强了持久抗战的能力,而且促进了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沟通和救国高潮。
高校内迁与中华民族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在中国实施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故意对中国教育文化机构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破坏,试图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抗日战争力量,从根本上消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据一些学者统计,自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至1938年8月底,中国108所高等学校中有91所被日本军队占领或摧毁,其中25所被迫停止办学。此外,成千上万的中小学和中学被迫关闭,大量中小学生辍学或流亡大陆。许多地区的图书馆被日本军队抢劫或焚烧,仅上海的公共图书馆就损失了29万多本书。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中国文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
为了保存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精英和活力,中国东部地区的高校根据政府的要求或自身的实际情况,先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转移。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便,大多数高校的师生在搬迁过程中经历了困难和危险。此外,战争形势动荡,许多高校对此准备不足。他们往往在搬到一个地方后不久就被迫搬家,甚至五六次。然而,参与内部搬迁的师生并没有因此而沮丧,而是增强了抗日战争到底的决心和毅力。由曾昭挥、闻一多等人组成的湖南、云南、贵州旅游团也进行了调调查,收集民歌和民歌,沿途走访少数民族村落,加强与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交流。学生们还学到了很多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加深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理解。
搬到大陆后,大学师生努力克服困难,立即开始了艰苦的恢复工作。根据内陆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性,高校积极采取简单的政策,尽可能利用各种条件开展教学活动。例如,西南联合大学的地质地理气象系根据当地情况将学校附近破碎的地堡改造成气象站,供学生观察和实践。浙江大学的师生也利用废信封和瓷砖盆制作了育种袋、蒸发用具等设备,以满足教学实验的基本需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被日本的侵略战争摧毁,而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中国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也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新氛围。
与此同时,随着东部地区高校的内部搬迁,中国后方的抗日救国运动也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重庆,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下,高校学生组织了几个农村宣传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到重庆周边县进行抗日宣传,通过表演戏剧、教唱抗日歌曲、发表抗日演讲等方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在成都,华西坝的大学生组成了战时服务小组和其他抗日救国团体,利用手工艺品销售,安慰抗日强人,张贴抗日漫画和其他活动来传播抗日救国的主张。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组织了学生剧团、山海云戏剧俱乐部、国家戏剧俱乐部等团体,先后排练了《祖国》、《风云》、《雪夜归来》等救国剧。其他高校师生组织了无数的抗日救国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大部分高校师生开始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融入工人、农民、公民、士兵甚至民族同胞,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抗日战争情绪,有效地支持了前线的抗日战争。
工业内迁与中华民族持久抗战。
对中华民族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军队在战场上的直接对抗,也是两国经济和工业实力之间的持续竞争。然而,与日本相比,现代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之间极大的不平衡。直到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的现代工业建设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很容易受到战争的影响和影响。为了保持中国现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提供稳定的物质力量,自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东部的民族企业和工厂也加入了内部搬迁的行列。
根据国民政府最初的搬迁计划,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类型主要局限于国有企业和机器。化工厂中与国防和军事事务密切相关的私营企业迁出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然而,在上海战役爆发后,许多不在国民政府搬迁计划中的企业也主动开始了内部搬迁。据参与国民政府主持内部搬迁的林继勇说,当时工厂的内部搬迁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似乎谁的工厂不搬迁,谁就意味着对抗战争的无效,被认为顺利的人和叛徒。因此,当一个大工厂搬迁时,必须有十几个小卫星工厂。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大多数工人和民族工商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拆除机器,并努力运输一吨零部件和一台设备。此后,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福建等地的一些私营工厂也纷纷迁往大陆,极大地丰富了后方抗日战争的国民经济基础。
在内部搬迁企业的推动下,我国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四川、湖南、广西、陕西、云南等内部搬迁企业较多的省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新兴的工业区。通过与内地军民的共同努力,西康会理、西昌、甘肃玉门、永登、云南会泽、乔家等许多缺乏工业基础的偏远地区也相继建立了较为现代化的工矿业,为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补给。
随着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兴起,中国的民族工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抗日战争爆发前,由于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制约,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往往无法面对中国外资的激烈竞争。抗日战争后,国外工业设备的来源逐渐被切断,中国外资工厂的威胁也日益减弱。因此,中国后方的民族工商业蓬勃兴起。在满足中国战争需要的同时,也引发了现代中国工业结构的转型。此外,东部地区的工业内部搬迁也为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与当地各民族人民进行了交流和合作,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而且为各地区培养和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民族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迁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军事战争,也是一场影响中华文化生存和延续的文化战争。自晚清以来,西方列强依靠强大的船只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欧洲风、美和雨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席卷了中国社会。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甚至引发了完全西化和完全世界化与中国标准文化之间的激烈争论。日本借此机会利用文化渗透和殖民话语输出来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承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冲击。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知识群体开始高度重视文化的民族性,西迁运动促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流,促进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文化繁荣。
与五四运动后流行的尊西抑中思潮不同,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注重探索当地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在西迁过程中,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一路风雨飘摇,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抗日战争使命。著名戏剧家田汉在湖南过渡时,与欧阳玉倩、葛一红、龚小兰、任光等湖南名人合作,对湖南戏剧进行了改进。通过创新戏剧和改进演唱,他们将传统戏剧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为抗日救国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完成西迁后,中国文化工作者组成了专责小组、宣传小组、戏剧小组、漫画小组、服务小组等抗日救国小组,深入后街小巷和偏远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表演戏剧,制作墙报,张贴海报和教学歌唱,激发各民族人民的意识。它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积累了深厚的民族基础,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创作的重大转变和创作风格的创作。
除了文艺创作外,在西迁群体和当地人民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边疆民族教育和学术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此期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机构的支持下,内部知识团体组织了西南边境教育代表团、大学生边境服务团体和其他边境研究团体。他们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和边境地区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当时边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参考。在学术研究方面,在内部高校的指导下,各学校师生和文化团体对西部地区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进行了大量调查,收集了丰富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研究理论。同时,西迁的知识群体也利用自己的文化专长,向后方各民族普及科学、医学和卫生,提高后方的文化素质。
此外,这一时期的西迁运动也增加了中国各地区人民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机会。据曾昭龙介绍,抗日战争中后期,在四川西昌的大兴场,市场上的汉族人基本上可以说一口好话,大多数到那里赶街的外国人也会说好中文。他们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不欺骗生活,非常自我否定。在后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彝族、白族、回族、傣族、藏族等民族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积极参与各项工程的勘探和抢修。其中一些人还与外国汉族技工结婚,组成家庭,为民族团结谱写了一个好故事。